知識產權貿易是國家創新實力和國際競爭力的體現，也是決定各國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的重要基礎。近年來，我國知識產權貿易迅速增長，知識產權使用費涉外支出成為服務貿易收支逆差的重要原因。

 

　　我國知識產權貿易發展現狀

　　知識產權貿易增長迅速。2018年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報告顯示,近年來，我國知識產權貿易跨越式增長，年均增長15.5%，明顯高于發達國家增長速度。2010年至2018年，我國知識產權貿易從139億美元增長到413億美元。進口由130億美元增加到358億美元，體現了我國經濟轉型升級中對技術的強烈需求，也證明了我國對國際先進技術的尊重。

　　知識產權貿易結構逐漸優化。我國知識密集型產品出口比重占比從2000年的14.9%上升到2018年的29%，而知識密集型產品進口則從2000年的23%上升到2018年的31.9%。從圖1、圖2可以看出，我國知識密集型產品進口比重一直保持在30%左右，而出口比重穩步上升，說明我國知識產權貿易結構逐漸優化。
 

 

　　知識產權貿易逆差逐年擴大。我國知識產權逆差自2009年后一直在100億美元以上，且逐年擴大。海關統計，2017年知識產權逆差達238億美元(圖3)，2018年攀升到302億美元，同比增長26.9%，成為全球最大的知識產權貿易逆差國。美、日、德是我國逆差主要來源國，占逆差的60%。

　　知識產權使用費分為五項：特許和商標、研發成果、復制或分銷計算機軟件、復制或分銷視聽及相關產品、其他知識產權等的使用費。2010年至2018年，我國研發成果使用費逆差最大，達128億美元;特許和商標使用費逆差由2010年的21.5億美元擴大到2018年的126億美元。近年來，許多跨國公司利用其在我國設有子公司(中國法人)的優勢，依靠母公司(外國法人)在中國取得的大量專利、商標，通過母子公司間交易，高價許可給子公司，進一步加劇我國貿易逆差。

　　遭遇貿易壁壘企業數量不斷增加。知識產權訴訟是發達國家維護自己市場的重要手段。我國從1986年遭遇美國第一起“337調查”以來，被調查案件數量逐步擴大，連續多年成為被調查最多的國家。2010至2018年間，調查中三分之一以上是針對中國企業。截至2018年，我國接受調查數達到257宗，其中知識產權專利侵權占比超90%。我國出口的服裝、打火機、電池、DVD、醫藥、化工材料、汽車等都遭遇過產權糾紛，給我國企業造成了巨大的損失。

　　“337調查”是美國限制發展中國家知識產權貿易發展的重要工具，具有立案簡單、訴訟費用高、程序復雜、救濟措施嚴厲等特點。企業要么放棄上訴而直接被裁定侵權，要么雖然應訴，但由于昂貴的應訴費用和自身法律知識、精力不足等原因而做出和解決定，最終勝訴的企業寥寥無幾。

　　我國知識產權貿易逆差成因分析

　　我國知識產權貿易逆差的形成有以下原因：

　　一是我國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地位偏低。我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雖然有少數高科技企業處于中高端，但大部分企業處在組裝、加工、代工環節，屬于價值鏈低端，對價值鏈高端的核心專利技術有普遍的依賴，不僅收益低，而且會形成知識產權貿易逆差。處在全球價值鏈分工高端的發達國家，也就成為知識產權貿易的主要出口方，產生較大的順差。

　　二是我國知識產權貿易競爭力偏弱。近年來，盡管以華為為代表的企業在知識產權領域異軍突起，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競爭力，但仍難改我國整體偏弱的狀況。這從貿易競爭力指數(TC)可明顯看出。該指數用一國知識產權進出口差額占知識產權進出口總額的比重來衡量，取值范圍為(-1，1)，當大于0且接近于1時，則競爭力強，相反則說明競爭力較弱。2010年至2018年，美、日競爭指數均在0至1之間，且美國的指數要高于日本;而我國競爭力指數均在-1至0之間，更接近-1，凸顯出競爭力仍然較弱，存在較大差距。2018年，我國對外知識產權輸出集中在游戲軟件娛樂、部分電子行業、手機，而發明專利輸出僅占8%。

　　三是我國知識產權海外布局較弱。一國獲取知識產權貿易出口收入的必要前提是其進行海外布局。2018年我國擁有有效發明專利的企業中，僅有2.2%向境外提交專利申請;僅有0.5%的專利權人成功向國外機構或個人轉移過，布局的知識產權主要是通信技術，總體上技術外溢效應較弱。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數據，截至2018年底，中國專利權人在海外擁有的有效發明專利為10.3萬件，占國內外有效發明專利總量的比重為6.8%。而美、日在海外分別擁有88.3萬件和115.7萬件，分別占其總量的37.4%和41.0%。這表明了我國企業專利布局集中在國內，海外布局能力和國際影響力較弱。

　　四是外商投資企業“內部化”交易及避稅放大逆差。據《世界貿易統計年鑒2018》，跨國公司“內部化”貿易是美國知識產權收入的一個顯著特征。近年來，美國每年有超過60%的出口發生在母公司與國外子公司之間。“內部化”貿易不僅能防止知識產權外泄，更降低了交易成本。同時，實踐中還發現一些外資企業歷年虧損而不倒，且知識產權交易支出數額不菲的現象，這也是外資企業利用知識產權交易支出實行避稅的例證，無疑放大了我國知識產權貿易逆差。

　　五是我國知識產權運用率不高。專利是知識產權貿易的重要對象。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統計，2018年，美國的申請人提交了56142件PCT申請，其次中國53345件、日本49702件。與發達國家相比，盡管我國申請專利數量排名靠前，但是專利運用仍然存在短板，阻礙了專利價值的實現。2010年至2018年，我國有效發明專利實施率在48.6%至59%區間范圍內波動。因此，專利的授權和申請量在不斷攀升，但是專利等知識產權在境內外運用能力依然不足，導致貿易出口長期止步不前而逆差越來越大。

　　六是重點產業對境外技術的高度依賴短期內難以改變。以汽車制造業為例，我國大部分車企仍處于全球汽車制造產業鏈代工和組裝環節，未真正掌握核心技術。如長安福特基于對境外核心技術的高度依賴，合資車企不僅向外方分配利潤，還需支付高額技術費用。2017年,長安福特按持股比例向外方支付利潤7.04億美元外，還支付2.74億美元的專有技術使用費;2018年，因銷量下滑，雖暫停利潤分配，但仍向外方支付知識產權使用費1.85億美元。

　　中國知識產權貿易逆差改善路徑探討

　　綜合以上分析，筆者認為要改善中國知識產權貿易逆差，要注意以下幾點：

　　完善研發支持體系建設，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加大行業引導，對實體經濟影響大、貢獻度高的研發領域加大投入支持，帶動我國企業不斷走向全球價值鏈高端。企業應把創新擺在核心位置，積極與研究所、高等院校合作，緊緊圍繞提升高端制造業及七大戰略新興產業研發專利技術、創新設計，積極打造自主品牌，以增加知識產權貿易收益。政府應深化結構性減稅，放寬創業投資企業所得稅優惠條件，激勵企業增加研發投入;對不同持股期限執行不同的優惠利率，鼓勵長期股權投資;完善政府引導基金，以委托政策性擔保機構擔保，通過有限資金吸引更多長期股權資本和債權資本。完善知識產權交易機制和平臺，提供全方位、全鏈條轉化服務。建立知識產權投融資平臺，創新投融資產品，探索知識產權證券化。

　　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環境建設和專業人才培養。推動我國知識產權保護體系的戰略性轉型，加大執法力度，提高違法成本。增加知識產權在國際貿易領域的立法，以精準應對貿易摩擦;加重對知識產權侵權行為的懲罰，提高侵權懲罰額度，降低維權成本。充分發揮輿論引導作用，提高公眾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意識。通過企業稅收抵扣、個人所得稅優惠等方式激勵企業使用高技術人才。

　　積極推進海外知識產權布局。出口企業應結合“一帶一路”建設，積極開展海外知識產權布局。提前掌握相關技術在全球的知識產權分布情況，力求企業專利、商標等知識產權被國際市場認可。出口企業應從地域、產業和技術質量等方面進行布局。在地域布局上，企業既要開拓歐美等發達國家市場，更要重點關注“一帶一路”其他沿線國家市場以及新興市場。

　　營造良好的知識產權貿易環境。完善我國知識產權法律法規，積極參與國際法規制定和重構，保護中國知識產權利益不受侵犯。組建海外維權援助中心，制定實施應對海外重大知識產權糾紛的政策，為企業提供法律援助。豐富境內企業利用境外知識產權渠道。加大招商引資力度，鼓勵外資在華開展技術研發、以知識產權出資。加強知識產權國際交流，增加境內企業與國際先進技術的商業合作渠道。

　　鼓勵知識產權出口企業“走出去”。積極實施“走出去”戰略，支持境內企業以境外投資的形式替代出口，規避知識產權貿易壁壘。政府相關部門為知識產權出口企業提供各國知識產權法律法規及申請程序等相關信息，建立知識產權走出去“綠色通道”，支持鼓勵境內企業申請PCT專利。對國內母公司與境外子公司之間知識產權出口實施獎勵政策，積極鼓勵母公司將知識產權許可、轉讓給子公司，從而能獲取知識產權轉讓收益。

　　加強知識產權涉外收支監測分析。關注貿易摩擦等宏觀環境變化下，我國涉外知識產權交易的變化特點、相關涉外收支變動趨勢及對經常項目差額影響，做好分析預判。加強銀行展業管理。指導銀行強化對相關交易展業規范執行力度，深入了解企業模式、問題等。推動銀行優化針對性金融服務，引導銀行提高對境內企業利用境外先進技術的融資扶持力度。

　　(作者系山西省社科院特約研究員，本文系個人觀點)